新舊社會兩重天
我家世居農村，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。小時候，聽奶奶說，解放前我的家里很窮，盡管爺爺年輕時身強力壯，三個兒子——大伯、二伯和父親，從小就跟著爺爺一起勞作，農忙時種田，農閑時爺爺帶著他們打錫箔，經常是起早摸黑地忙碌著，但還是吃不飽、穿不暖，過著貧窮的生活。長年累月的辛勞，使得本來很健康的爺爺在壯年時就不幸患上了肺病，由于缺醫少藥，加上沒錢看醫生，只能采些中草藥胡亂醫治，不久就病情加重，痛苦地離開了這個悲慘的世界。家中的頂梁柱倒了，家里就更窮了，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，一家人在貧困線上掙扎著……
一唱雄雞天下白。一九四九年十月，新中國成立，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，廣大農民和全國人民一樣翻身做了主人。從互助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大伯、二伯和父親都當上了農村干部，并先后入了黨，帶領大家一起走社會主義道路。父親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響應黨的精簡機構、精簡干部的號召，毅然決定從副鄉長的任上退職返鄉做了農民，重新拿起了鋤頭種地，以減輕國家的負擔……
二十一世紀初，父親迎來了雙喜臨門：一是我的家鄉實施城中村改造，父母親搬進了寬敞明亮的新居；二是父親的鄉干部身份得到承認，國家給父親享受了退職干部的待遇，從初始的每月四百多元現已增至千元以上。衣食住行都得到了保障，使父母親過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今年父親雖已八十一歲高齡，仍身板硬朗、身體健康。每天晚上打開電視看看新聞和自己喜歡的節目。白天，上午仍能下地種些蔬菜和瓜果，常摘些綠色食品與我們兒孫輩們共享；下午則到老年活動室與大家一起娛樂一把，每天的生活很是充實。父親常說：適逢太平盛世，我要多活幾年，享享共產黨的福。呵呵，祝愿父母親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！
而我生在新社會，長在紅旗下，從小沐浴在黨的陽光下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，從少年時代起就進入學校讀書學習，接受著知識和教育，直至中學畢業回鄉當了一名民辦教師，在教書育人的同時親身感受了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。一九七七年黨結束了十年內亂，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高考制度，我有幸進入浙江省汽車技工學校學習，畢業后順利進入了紹興市汽車運輸總公司（其前身是浙江省汽車運輸公司紹興地區運輸分公司）工作。與全體同仁們一起為之奮斗，并共同見證了企業從創利大戶到衰退、低迷，再到崛起、輝煌的全過程。
前年初，長年潛伏在我體內的毒素侵害了我的身體，肝硬化已是晚期。住院期間，醫院幾次開出了病危通知，如果不進行器官移植將生命不保，不得已需進行肝移植手術，醫護人員們與死神搶時間，積極組織肝源，并及時進行手術，通過十多個小時的搶救，終于把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。是新中國先進的醫療條件、精湛的醫療技術、高超的治療方法、優越的社會制度救了我。這在舊中國（爺爺的那個時代）是根本無法想象和難以做到的。
在我患病和救治期間，始終得到黨、政府、企業和親朋好友的幫助和接濟，使我沒有了后顧之憂，病體得到了很好的恢復。現盡管仍需實施抗排異藥物治療和定期復診，但身體已無大礙，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。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將使我永生難忘，我從心底里深情地感謝黨，感謝祖國，感謝社會主義制度。
我和爺爺同樣的遭遇（當然爺爺的病比我輕多了），卻在兩個社會中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。這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，黨的恩情比海深。我常對自己說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和我的全家，就不會有我的今天。有一種愛叫感恩，我是一名共產黨員，我要盡我所能，努力工作，多為社會和企業做點事，來回報黨和企業對我的關懷和愛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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